36岁生孩子，现在儿子15岁。刘莉莉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我幸福着，但我也痛苦着，”她从事了20多年的校长培训，有着过母亲节的骄傲，却也走不出一种焦虑。“作为家长，走不出的焦虑是神兽与你斗智斗勇、越来越强大……”刘莉莉笑言，“我们怎么没那么幸运、没有‘别人家的孩子’呢？”
因为，你家那个“后浪”，不是人家的“后浪”。
周鸿、刘莉莉、徐俭、李艳萍（右起至左）等与中外校长、学者们在研讨中。
靠高升学率赢得社会认可，已成“前浪”
5月10日母亲节，刘莉莉在“遇见未来，为未来而教育”的主题研讨会上分析称，孩子分两种：一种是“经约型”，就是经济地管理、经济地教育，有约束；另一种是“博望区”，广泛地体验，没有约束，“放纵也能够成功，也可能有足够的失败，但失败也失败不到那儿去。”她笑言。
刘莉莉自认为属于大概率区的家长，其实70%的家长很焦虑。她承认，“我能不焦虑分数吗？我是博士后，最后成为大学教授，知道爬到这个位置，需要靠分数打拼出来——没有了分数，我会苦恼；有了分数，我也会苦恼。”
其实，未来学家托夫勒强调，人为什么会有焦虑无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向上爬的欲望，另外一个则是不要往下滑的恐惧。家长无非也是两种，一种向上爬的欲望不断强化，还有一种防止向下滑的持续恐惧。“我儿子刚开始学钢琴，考过6级的时候跟我说‘妈妈，将来我要当钢琴老师’；如今，初二学生的家长还能这么淡定地说？你还能当钢琴老师吗？”
但作为教育学者，刘莉莉不停反思着自我、反思着教育。在长期校长培训中，她也发现校长需要追求的是办一所名校，并成为名校校长。往往，名校靠什么让人家来相信？——高升学率。“但是，如果一个学校仅仅定位在靠高升学率赢得社会的认可，可能已经out了，叫‘前浪’；”刘教授直言，“‘后浪’，需要的是接纳和包容。”实际上，不难发现从伊顿中学到哈佛大学，世界名校们的学生既能出总统，也能出艺术大师，一定是多元的。
孩子也是多彩的，接纳每个学生的多样时，家长需要欣赏，校长需要欣赏，要默认一种价值观：接受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精彩。她说，“只有这种价值观，不仅仅是口号，不仅仅是标语，不仅仅是规划中的一句话，而成为所有教育同仁一种自觉的时候，才能真正应对未来的教育。”甚至孩子得的病也是不一样的“病”，孩子需要不一样的呵护，不要让所有人都吃“感冒药”，或者都吃“降压药”。
事实上，所有人都需要思考未来，人的幸福指数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了。刘莉莉十分坦率：“当你们的孩子不会再为房奴而焦虑，他焦虑的是什么？——能不能有丰富的情感、充足的内心。”
同届同校，最高分最低分可能差100分
“如果我再去办一个学校的话，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希望他们尊重、包容。”上海世外教育集团总裁徐俭也非常认同“包容”。他说，要尊重别人比你强的地方，反过来就是不要“羡慕、嫉妒、恨”；同时要包容别人不足的地方，那才有合作沟通的基础。
徐俭举例，原来讲“世外”有3个班：境内班、双语班、国际班；“现在我们不谈这个，更多用的一个词叫‘融合班’。”什么是融合教育？过去第一个阶段的国际教育就是“拿来主义”，纯粹地全盘引进……而每种教育背景都有各自的长处，都有各自适应的办法，所以未来教育是一种高度融合教育，是东西方文化、教育内容、教育经验、教育方法不断融合。
同为女性教育工作者，立洋教育创始人李艳萍认为，近代以来的教育确实存在相对固化的模式和方法层面的弊端，与当今社会契合度并不高。目前，立洋也尝试打破常规教育模式，以家为核心，通过教育管家方式，为孩子设计个性化的学府教育。总体上以商科为特色和基础，同时覆盖艺术、科技、人文等领域，实行一人一课表，为学业、生活、升学、职业、心理提供解决方案。
同场交流的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主任周鸿接过话题，他长期负责招生工作，从华东师范大学到上海纽约大学。应聘之后，他问美方校长一句话：“我的招生工作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才认为我考核合格？”
他坦言，之前在体制内高校任职，和校长汇报说今年录取的最低分比去年提高了1分还是2分，“只要每年有进步，说明我的工作就达到目标。”或许清华北大招收的学生首先是各地状元，但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录取的学生并不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状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上纽大走过7年招生选拔过程，选出了大概1200名左右的中国学生，已经有三届学生毕业，第四届学生今夏也要毕业。“如果单凭分数来看，我们中国学生的高考成绩可能不是同龄人中最顶尖的那个部分，他们的分数分布范围比较大，最高分学生和最低分学生之间可能有100分差距，”周鸿透露，但他们都有相同的气质，相同的能力，“在4年培养之后和他们高考时的同龄人相比，无论思维、视野还是规划，我认为都成了其中的佼佼者。”
未来教育是不断改变的，需要更多融合性教育，对此教育家和办学者达成一致。
记者丨徐瑞哲
来源丨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