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二者关系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的问题。10月22日，适值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召开的第二届全球教育学院院长论坛（GEDF）和第十四届国际校长联盟（ICP）大会前夕，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教育学院院长和中小学校长齐聚丽娃河，围绕“教育研究如何更好地对实践产生影响？”这一话题展开一场生动对话。
本次对话由美国堪萨斯大学杰出教授赵勇博士主持，教育学院院长嘉宾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Rick Ginsberg 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Blye Frank、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学院院长Glenn Good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Tom Dana；中小学校长嘉宾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徐向东、英国斯坦福德基尔市城市学习基金会（City Learning Trust）的首席执行官Carl Ward、国际校长联盟非洲区执委Thembekile Ndlovu、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校长协会（TPA）主席Sally Milbourne、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泰晤士河谷区原教育委员会成员Bob Jackson。此外，国际校长联盟的7位执委也出席了本次对话，他们分别是国际校长联盟主席Alta van Heerden、国际校长联盟候任主席Peter Kent、国际校长联盟前任主席Fiona Forbes、国际校长联盟秘书长Sheree Vertigan、亚太区执委代蕊华、欧洲区执委Maria Doyle以及参与对话的非洲区执委Thembekile Ndlovu。
对话伊始，主持人赵勇教授向各位嘉宾抛出问题：是否认同“百年来教育领域发生的变化并不如医学、科技等领域突出”这一说法，引发了广泛讨论。袁振国首先对这个命题提出挑战，他认为“教育的变化就像是大海之下的潜流，也是波涛汹涌的。教育的变化在于人心的变化、在于对教育理解的变化、在于对人的培养目标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不如其他领域显著，但却更加深刻。正是因为教育的变化才带来了工业、医疗上的变化，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此外，Sally Milbourne谈到教育目的发生了改变，教育不再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而是更强调学习能力的培养；Rick Ginsberg提到先进科技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亦带来了变化，比如机器辅助学习等改变；徐向东则结合自己在校从教20年感受，认为中国基础教育最大的改变是教师从教育实践者转变成了研究者。
随后，主持人赵勇教授向嘉宾提出“如何看待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脱节问题”。Tom Dana认为要正确认识这一矛盾，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研究，研究不是单纯指在象牙塔里、在封闭的实验室中产生的学术研究，还有来自于实践的研究。Sally Milbourne进一步补充到，研究不一定局限在高校里进行，它可以在校长办公室里，可以在一线课堂中，而关于“研究在前还是实践在前”的争论不必执着于谁先谁后，可以以一种并行的方式前进，将研究看作一个生成性的过程。
关于“究竟什么样的教育研究是高质量且又符合道德的好研究？”对话嘉宾对此陆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Tom Dana提出了高质量研究的3个关键词：革命性、演变性、以及了解最佳实践路径；Glenn Good认为优质研究照亮未来，它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帮助人们找到新的问题；袁振国区分了三类教育研究，学理性的研究在于发现因果联系、寻找法则与规律，政策性的研究关键在于权衡不同观点与利益、找到平衡点是大多数人受益，工作性的研究在于能解决实际问题；徐向东将好研究概括为具备科学性、合理性、普及性；Carl Ward则强调了规矩的重要性，在遵守研究规范的基础上，才能生发出更好的研究；Thembekile Ndlovu注重能对当下在学校所发生的事予以解释与指导的研究；Sally Milbourne则认为可靠性、可重复性、符合伦理是评价研究质量的重要标准；Bob Jackson则从研究影响切入，认为能带来积极教育影响，减轻师生负担，可以轻松用于实践领域的研究，才是好研究。
在现场听众提问环节，观众谈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运用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带来伦理问题，向各位院长和校长提问在教育研究过程中，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Tom Dana、Glenn Good、Sally Milbourne等嘉宾首先肯定了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对教育能带来积极影响：技术可以迅速捕捉学生的兴趣点，提供个性化学习内容；技术可以将教师从繁杂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创造性活动与师生互动；技术的精细化有助于教育研究者获得更多、更准确的研究数据。随后，Bob Jackson、Rick Ginsberg指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它无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无法取代师生互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最后，Carl Ward呼吁并相信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与从业者将会制定统一的研究伦理规范与行业道德标准。
图、文：国际事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