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刚指出，近年来，各地积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培训机构“退费难”“卷款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既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又加重了家长的负担，严重破坏了教育生态。今年，要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坚持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要从严审批培训机构，强化培训内容监管，规范培训服务行为，积极推广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校外培训负担，维护家长合法权益。
校外补课在当下早已成为教育常态，若论“可喜”之处，则是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重视“教育”，一个家庭倾其所有围着孩子的教育殚精竭虑。然而，“钱学森之问”的命题却仍然没有解决的迹象，我们不仅没有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反而各种教育的病理性现象层出不穷。人们更多的是忧，忧虑全民校外补课背后隐藏的巨大危机，忧虑全社会对应试教育和分数至上的狂热追捧，忧虑社会发展对教育的畸形期待，忧虑教育生态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当下的孩子整日沉浸在恶性补课中，他们将逐渐失去对知识和理想的兴趣与追求，一言以蔽之，人们忧虑校外补课已经违背了教育的本质——促进儿童生命成长与健康健全发展。
校外补课近年来的“疯狂”有三大原因。
一是国家推行教育强国政策，教育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关注与重视，但一部分人从中嗅到了商机，把教育看作谋利的工具。
二是受西方人力资本学说的影响，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教育的投资是最好的投资”，这一观点后来演变为通过教育的“投资”可以改变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乃至把教育看作是发家致富、飞黄腾达的唯一途径，这与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心态一拍即合。
三是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家长们别无选择，因为“输”一个就全军覆没。能否进入好学校抢占优质教育资源是一种竞争，即便是进了好学校还要设法“独占鳌头”、保持学习的领先优势，这更是一种残酷的“厮杀”，于是“补课之风”悄然兴起。
校外补课的初衷，大多是为了巩固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弥补集体教学中个别化指导的不足；就学生个体来说也是为了拾遗补阙，对没有牢固掌握的学科知识进行强化学习，或在老师指导下进行有目的的复习。但当下全民校外补课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不仅充满了功利气息，还危及儿童的正常学习乃至健康成长，甚至对教育生态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损害与破坏。
首先，当下的补课早已失去了真实意义，已不再是拾遗补阙，而是为了“抢弯道”和超前学习，可能造成的后果是盲目拔高教学水准、颠覆课堂教学秩序。“抢弯道”和超前教学一定会造成同级学生之间学习起点的差异，由此加大教师课堂教学的难度。长此以往，教师会默认所有学生均是非零起点学习，于是加快教学进度，加大学习难度，结果导致未接受校外补课的学生跟不上，进而迫使这部分学生不管主观愿望如何，一律加入校外补课的大军，由此进一步恶化了教育生态环境。课堂教学被校外补课牵着鼻子走，校内的教以校外的学为起点，课堂成为学生展示校外学习效果的场所，这种匪异所思的怪现象实乃是对教育规律与教育科学的公然挑战。
其次，补课机构逐渐介入学校招生工作，破坏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正。当下校外补课的种类五花八门，除了常规的学科辅导之外，还有针对各种竞赛证书的专门培训，而这些竞赛获奖证书又往往与学校招生选拔挂钩。“证书”是学生入学的敲门砖，于是课外补习通过影响入学选拔标准进一步对学校教育评价体系形成了牵制。
2016年杭州某校外培训机构的报名点被“挤爆”，缘由就是某些小学以补习机构的成绩单作为招生录取条件。为此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出台专门规定，才得以从招生录取的源头上对校外补课现象进行了遏制。但目前仍有少数学校与校外补习机构暗中勾结，进行类似的招生筛选活动，这无疑从根本上冲击了社会通过巨大努力才创造出的公平与公正的教育招生环境。
再次，“全民校外补课”严重影响师德师风建设。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学校的部分教师“课上不讲课下讲”“校内不讲校外补习讲”，甚至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在校外举办的补习班，这是师德师风败坏的体现，也有损于教师的社会形象。在校外机构补课的授课教师尤其是教学名师，大多来自公办学校，他们或自愿或被迫疲于奔走于各类校外培训机构，难免会分散精力，给学校教育教学带来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特别提出要“更加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而校外补课则完全以“应试”为导向，以成绩和分数为“诱饵”。为了应付因选拔而形成的高难度考试，也为了通过考试能顺利升入高一级的名牌学校，学生只能放弃个性化的追求和兴趣而陷入每天刷题的困境，导致中小学生的片面发展。
有调查报告显示：近三成学生的睡眠不足8小时，其中62%的学生都在参加校外培训。然而，校外补课是否有助于学生成绩的提高却也并不见得，有研究指出，“与学校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基础、尊重教育客观规律相比，校外辅导班的数学教学体现出超前、拔高、重复等特点……在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等方面没有起到正面作用，甚至影响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自主性”。
上述问题还进一步造成了“钱学森之问”所提出的困境，即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绝难培养出创新性的人才，因为这种教育从根本上扼杀了学生的好奇天性，剥夺了学生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自由创想的空间。为了成绩，为了分数，为了所谓的“确定性答案”，迫使学生放弃对真正学问的追求与热爱，最终学生失去了对创新具有巨大内在推动力的“兴趣”。当今学校教育的改革正在呼吁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而校外补课则在反其道而行之的路上越走越远。
教育具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即社会底层人士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实现阶层的流动和上升。这种分层与流动应该是公平且可控的，政府要创设公平的环境，制定有效的政策，以确保为所有公民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但当下的“补课”却正在消融政府为教育公平所做的大量努力。当众多的家长无法占据优质教育资源时，那些具有较高经济地位或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就转而向校外机构寻求获得这种优势，他们通过报名参加各种课外辅导来增加孩子在学校教育中的竞争优势，这无疑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教育不公，进而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简言之，校外补课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的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亦削弱甚至消融了政府在教育公平中所做出的努力与成效。
关注生命本质，回归教育本源，是解决校外补课的根本举措。我们需要确立教育重在培养有生命活力的个体的理念，即教育不仅需要关注才，其更应关注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只有把教育的重心与重点始终放在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目的上，并重建培养人性、重塑教育灵魂的价值观，全民校外补课的怪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具体而言，我们需要转变家长育儿观念，鼓励儿童自由生长；应当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还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引导教育回归本真。
我们不是造就千篇一律的“工具人”，而是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处在终身教育的时代，单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培养“工具人”的思路终将成为过去，“价值引领”“立德为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政策导向已经吹响了教育面向未来、教育回归生命的集结号。
作者丨吴遵民 汪亚琼（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来源丨教育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