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要取得全面胜利，就必须深度解析重度贫困地区有效实施教育精准扶贫战略所面临的多重困难，才能有的放矢，确保贫困地区实现根源性脱贫。西北地区是我国主要重度贫困地区之一，贫困面广、点深、差异大，虽然近年来在国家与地方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施行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多方面的短板。基于对西北地区扶贫工作的研究，我们对影响教育精准扶贫有效推进的因素分析如下：
一是自然环境恶劣。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导致农作物品种偏少、经济发展缓慢、偏远地区交通不便、生活环境艰苦、人文环境较差、文化娱乐生活贫乏。恶劣的自然环境直接制约着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落实，一方面高学历教师不堪忍受艰苦的环境不愿投身于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即便是当地的优秀教师也是能走则走，造成“铁打的学校流水的教师”的局面。此外，贫困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封闭、网络资源建设不完善，教师接受专业化教学培训的机会较少，教师不能及时掌握先进的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教学方法。师资水平是制约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核心瓶颈，也是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发力点。另一方面，西北农村地区很多农户由于土地贫瘠农作物收益较低无法维持生计，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这一现象衍生出的新问题就是如何有效保障当地留守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尽管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实际情况来看，对留守儿童以及寄宿学校的留守儿童的关爱大幅提升，但他们孤独、烦躁、自卑、厌学，自立能力和教育状况还没有彻底改变。对于西北地区多数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关爱工作缺乏、专项投入缺乏，有的学校对寄宿留守儿童关怀的底线就是“确保不出事就行”，加之农村教师生存处境欠佳，均给留守儿童教育带来诸多困境。
二是人力资本贫困。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个人身上的、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和能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后天接受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其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增加其人力资本。西北一些农、牧及民族贫困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让贫困人口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认为他们的生活本该如此，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沿袭下来的，上学读书没有什么意义，反而耽误了务农、养殖的正事。父母亲不重视教育，自然也不赞成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很多入学适龄人口只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后便不再上学而选择在家务农或外出打工，经济收入依然处于低收入阶层。父母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影响自身收入水平，还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这种以代际传递形成的人力资本薄弱很难在短时间内依托教育走出贫困。
三是文化资本贫困。文化贫困理论指出文化贫困通常会导致贫困人口与其他社会成员文化和生活方式相互隔离并对贫困者的下一代形成很大负面干扰，由此形成贫困的自我维持和不断复制，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西北贫困地区由于长期轻视教育，加之缺乏文化娱乐活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资本贫困现象。在一些地区，存在着不思进取、消极等待、以贫为荣等落后消极的贫困文化状态。在教育扶贫中，也出现了扶贫效果与政策初衷相背离的现象。比如，一些贫困家庭不支持子女接受免费中职教育，认为读中职虽然不花钱，但耽误挣钱，因此直接选择外出打工，即使结对帮扶人员多次上门动员也无济于事。有关部门结合地方实际开展了特色种植养殖、农村电商等实用技能培训，但一些贫困群众对此类培训有抵触情绪，认为“浪费时间”，甚至出现通过发“误工补贴”来吸引群众参加的奇怪现象。因此，教育扶贫还需要担负起改造贫困文化、帮助贫困群众正确树立脱贫信心的重要使命。
四是教育扶贫规划顶层设计不足。教育扶贫既要“扶教育之贫”，又要“靠教育扶贫”，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这意味着在教育扶贫规划顶层设计时，要通过多种政策手段，补齐教育事业发展的短板，努力“扶教育之贫”；更要通过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着力“靠教育扶贫”。但从各地出台的规划来看，“扶教育之贫”倍受重视，重点体现在对薄弱地区、特殊群体的帮扶；而“靠教育扶贫”在整体规划方面则有待进一步落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教育在扶贫方面的重要功能。与此同时，一些扶贫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一刀切”现象，出现“因教致贫”、脱贫后返贫等极端案例，这不仅导致人均受助资金偏少，也影响了扶贫效应的发挥。因此，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做好教育扶贫规划的顶层设计。
作者丨宁本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
来源丨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