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教育史研究领域选题新颖、史料坚实、方法论适切的著作不断涌现，着实让人惊喜连连。在这些累累硕果中，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朱文富教授、何振海教授等学者撰著的《外国短期高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这是一部有着强烈的、浓郁的现实关怀的著作。在阅读中，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一句话：“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福柯这一以理解现实、重构现实为旨归的历史研究的基本主张，也正是这部著作的撰写旨趣所在。初看书名及其结构框架，我们可能感觉不到特别明显的现实问题关切，觉得其不过是在对外国短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呈现、分析而已。可是，深入著作的内在机理仔细体察，我们就会发现，其深层的问题关怀是，我们如何通过理性的权衡和筹谋，构建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在对高层次的技术型、知识型工人之需求规模空前的今天，这是任何一个对中国的国运、教育的命运怀有深度关切的人，都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仅仅凭借研究者的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更多需要的是理性工具的获取，即洞悉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制。当获得对这一机制的真切认知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目前的整体社会状况、教育状况，提出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变革的道与术。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幽怀，该著作才会返回20世纪60年代这一短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起点，顺着历史发展的线索，一直考察到当代。如果细心观察，我们不难发现，除序言以外的其他各章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叙述、分析模式都是：先进行短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背景分析，再对短期高等教育本身的形态进行呈现。由此可见，这一实然性考察的最终目标指向是，以历史的方式回答一个理论问题：短期高等教育变革的机制是什么？这一现实关怀虽是内在、潜隐的，却是持久而实在的。
作为一项教育史研究成果，具有执着而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是，这类著作在方法论上最容易出现的通病有两个：一是框定现实问题，通过对该问题历史发展线索的追溯来寻找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二是把现实的教育问题与历史上某一阶段的同一或相似的教育问题作生硬的比附，以期从教育历史中获得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有益启示。前者可称之为线性因果论，后者可名之为古今同一论。这两者虽然理论基础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二者所面临的共同风险是，历史上教育智慧的丰富性、复杂性极可能被现实教育问题的有限性和单一性所抹杀。而彰显历史上教育智慧的丰富与开放，是我们教育史学的重要使命。因此，我们要尽量避免上述的方法论缺失。而这部著作，恰恰走出了通常的方法论怪圈，避免了不应有的缺失。那么，它是仰赖什么走出了通常的怪圈呢？其根本在于紧紧抓住了这样两个关键点：
一是把现实问题置于历史的纵深之中，使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一种互动和映照的关系。从结构形式上看，似乎本书的取向与线性因果式的取向并无不同，都是先通过导言提出问题，然后再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追溯。可是，如果仔细体察，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是大相径庭的。线性因果论式的取向与该书的取向之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是：线性因果论式的基本假设是，历史是塑造现实问题的基本力量；本书的基本假设是，历史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线性因果论者那里，历史和现实是河流的上游与下游的关系；而在本书的著者那里，历史和现实是难分彼此的互动和映照关系。
二是避免以“后见之明”式的眼光看待历史，充分敞开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各个国家短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一时期的描述、分析中，一个共同的取向是，抛开教育现代化、进步、发展等特定的观念、逻辑预设的支配，循着各国短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自然顺序，一点点辨识、重建其生成的“语境”及相应的实践形态。这就有效避免了著者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以特定的理论框架、模式去支配历史的书写，甚至“征服历史”的情况出现，使我们看到了各国每一个阶段短期高等教育独特的实践形态和特殊的生成路径。至此，短期高等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到当代的实践形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得以洞然敞开。这就使得中国当代高等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具备了更多的思考向度、更多样化的思考因子。当教育史研究达到这一境界的时候，教育历史的书写就不再被当代人的教育思想、实践所支配，而是变成了当代人教育变革可能的契机、开启当代人教育思想维度的工具。
总之，这是一部教育史研究的力作。无论在问题意识的确立、研究立场的转换，还是在现实与历史关系的处理上，都具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
作者丨王保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丨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