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不仅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更是党中央对教育领域提出的要求。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知识与创新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创新的根本在于人才，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投入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变现周期”正在大幅缩短，“百年树人”的原则没有改变，但“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正在显现。
教育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今年5月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认为“经济转型、科技创新、文化繁荣、民生改善、社会和谐”都需要教育的“有力支撑”，这包含了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各地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对象甚至从国内蔓延到国际，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们对教育理解的进一步深化。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对优质资源需求最迫切、发力最大的，往往并不是教育资源最稀缺的后发地区。其中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主观问题、意识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一些资金、资源捉襟见肘的后发地区，在几经权衡之后，教育的发展往往被排在了后面，“优先发展教育”不时沦为了一句口号。这一现象实际反映出的是这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将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割裂看待，究其本质是缺乏对教育发展的时代思考。
由此看来，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促进和发展教育，对各级政府而言，除了是政治责任、道德义务，更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当然选择。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后发地区政府进一步加深对“为何改”的理解，将“优先发展教育”这一要求从上级的外部任务转变为自身的内在动机，从口号转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在一些后发地区，发展教育往往陷入两极：政府要么是把各项教育事务统统抓在手里，但财力有限，机制僵化，旧账新账越积越多；要么是回避责任，放任不管，任由公办学校自己发展，而民间机构野蛮生长。
这些问题怎么改？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教育属于公共服务领域，教育的发展发力全在政府、责任全属政府、投入全靠政府，这种想法显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发展观的延续。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只有在社会多方力量的协同参与下，包括公共服务领域在内的经济、社会各领域才能迸发出勃勃生机，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意见》所提出的下一阶段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四坚持四结合”，其中“坚持放管服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两条尤其值得注意。
教育是一种强情境性的人类行为，一时、一地的有效经验在他时、他地却未必奏效；现代教育又是一种高复杂性、强调协作的系统工程，需要有顶层设计、居间协调，因此才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的共同参与。
“管办评分离”是解决问题的良药，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坚持放管服相结合”。可以说，“放管服结合”是“管办评分离”的前提，政府只有“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下去，把该管的事项切实管住管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才能使“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合力推进的格局更加完善”，从而“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提供制度支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主导指的并非只是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主导。教育工作盘根错节，牵涉面广、影响面大，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关心与投入，其建设成效势必大打折扣。某种角度来说，只有抓住了“一把手”、调动起“一把手”的积极性，地方教育的发展才是可期的。
今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对省级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履行教育职责的详细评价办法。笔者挂职的江西省，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也于近期出台了《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细则（试行）》，通过干部制度大大增加了对地方党政“一把手”履职教育的压力。
后发地区教育的发展，“一把手”重视是前提，而且“一把手”对教育的重视要从更多关注造房子和配教师上升到新高度，即更多地关注整体布局教育资源、持续保障教育财力、提升师资队伍质量、加大师训教研投入，等等。
十九大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号角。只要抓住体制机制这个核心问题，后发地区就一定能迎来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从而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作者｜任友群（我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江西上饶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
编辑｜吴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