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是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支撑；是教育事业改革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做好教育决策咨询研究的关键是加强实证研究。以下汇报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实证的教育决策咨询研究实践，二是关于做好教育决策咨询研究的思考。
一、基于实证的教育决策咨询研究实践
云南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全省有25个县（市）与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毗邻，国境线长达4060公里。全省总人口47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占三分之一以上。共有56种民族成分，是全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16个民族跨境而居。在25个世居少数民族中，有15个独有民族。全省山区面积占94%以上。贫困户195万户574万人，贫困人口居全国第二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云南省就有乌蒙山区、石漠化地区、滇西边境山区、藏区等四个。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299元和745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24%和71.08%。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云南教育进入改革发展最好的时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与发达省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遵循省政府领导“省教科院要成为省委 省政府教育决策的智囊团，教育科研人员要成为理论的先行者、决策的服务者、实践的指导者、舆论的引领者”的要求，在省教育厅的正确领导和厅各部处室的大力支持下，云南教科院齐心协力，以“笃行善策，促教兴滇”为宗旨，打造高素质的教科研队伍，健全充满活力的教科研机制，发挥教科院“引领”教育科研“服务”教育决策的职能，以实证研究为抓手，通过监测、评估、预测等方式，努力为教育决策服务。
（一）培养队伍，提高专业水平
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对全院职工在专业素养、科研方法、公共精神、团结协作、沟通艺术、提升执行力等方面进行培训。并且每年都为各州市、县区培训骨干教科研人员。
（二） 凝智聚力，提高实证研究效率
1、成立云南省教育调研联盟。联合云南16个州市、129个县的教科研机构成立了云南省教育调研联盟。教育调研联盟以常规调研、专项调研和委托调研为主，采取入户、入校及网络等形式，围绕国家及省的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和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研究。省教科院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汇集了全省16个州市及部分县区的实证研究成果及决策咨询报告。
2、建立教育综合改革实验联盟。自2010年4月至今，先后与玉龙县、陇川县、禄劝县、安宁市、五华区、盘龙区、武定县等7个县（市、区）签订了共同开展教育综合改革实验的合作协议，组成实验联盟，实施教育综合改革实验联盟发展计划。制定了《云南省教科院教育综合改革实验联盟工作方案（试行）》和《云南省教科院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工作的意见》。积极建设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改革发展的“试验田”，努力形成区域推进教育改革的新模式。
3、联合高校及有关单位协同攻关。围绕省委政府的发展战略、省教育厅的中心工作，与政协相关部门及高校协同攻关。如：与云南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合作，开展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情况调研。决策咨询报告受到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和教育厅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作了批示；联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开展“云南教育‘十二五’规划评估与‘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对云南教育“十二五”规划的完成情况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评估，预测“十三五”全省经济发展、人口趋势等，测算了人类发展指数、教育发展指数、区域教育发展能力指数等，为全省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联合教育部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对云南14个县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完成了全面呈现云南省2014年监测结果的《学生数学学业表现及影响因素状况报告》、《学生体质健康及影响因素状况报告》、《教师工作状况报告》、《课程开设与资源状况报告》等报告；联合中国教科院开展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完成了前期38个县的监测报告；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开展“云南区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研究，研制了区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评价方案，未来的发展规划等；联合云南大学等省内高校完成“云南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云南省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促进教育公平”、“云南省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研究”、“城镇化背景下促进灾后重建的教育移民政策”研究、“云南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研究、“云南高校小语种专业结构优化布局”研究、“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等等。
4、发起成立中国西部教育科研联盟
联合西部十二个省（市、区）教科院（所）成立了中国西部教育科研联盟。2013年7月16日西部十二个省区的教科院（所）长出席了在昆明召开的首届联席会议，并审议通过了《西部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所）联盟章程》。为西部地区教科院（所）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促进、联合实证研究，搭建了平台。
（三）课题引领，充分发挥教育科学规划的作用
设立重大决策委托课题。针对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难点问题，省教育科学规划办设立了“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决策委托课题”，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组织专家深入调研，出谋划策，并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决策咨询报告。
支持厅行政处室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省教育科学规划办设立了“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单位资助决策咨询专项课题”,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决策咨询专项课题的选题由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在省教育厅各部处室中征集而成。以课题形式对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中的重、难、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提高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四）创新体制，成立云南教育决策咨询研究中心
经省教育厅批准，云南省教科院和云南师范大学联合成立了民办非企业的云南教育决策咨询研究中心。该中心申请的“云南高校新型智库”建设项目获得省教育厅立项支持。“云南教育发展决策咨询智库”也正在建设之中 ，充分发挥教育智库作为思想库、智囊团、设计师和宣传队的作用，以更好地服务决策、指导实践。
提升研究水平，扩大社会效益，中心以购买政府服务形式，承担了丽江市教育改革发展评估、昆明市五华区“十二五”教育发展评估暨“十三五”规划研究、曲靖市麒麟区“十二五”教育发展评估暨“十三五”规划研究、大理市弥渡县“十二五”教育发展评估暨“十三五”规划研究等。
通过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及时上报成果，《国内外教育动态》、《教育决策参考》、《科研与决策》等，得到领导批示，为领导教育决策提供了参考。
二、做好教育决策咨询研究的思考
咨询是通过某些人头脑中所储备的知识经验和通过对各种信息资料的综合加工而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开发。咨询产生智力劳动的综合效益，起着为决策者充当顾问、参谋和外脑的作用。作为一项具有参谋、服务性的社会活动，在军事、政治、经济领域中发展起来，已成为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中辅助决策的重要手段，并逐渐形成一门应用性软科学。我国的决策咨询活动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中国的幕僚制度。这种幕僚制度在清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开府设幕已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决策咨询业起步较晚，教育决策咨询也如此。目前的决策咨询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发展现代教育决策咨询业，有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健全人才机制。这些人才、或“咨询师”、现代“谋士”，是为教育立法、行政以及相关教育决策活动提供个人智慧、独具谋略的人，有专门知识，包括“最新的知识”，占有大量资料，博览专业经典，深入调查研究，熟知各种情况，说起来头头是道，写起来洋洋洒洒，以高度的专业性、专门化的研究为职业理想和谋生手段。这些人才具有远大的眼光和超人的洞察能力，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将人本关怀贯彻于自己一切行为的始终、以天下苍生为本源的大智谋。建立健全人才机制才能吸引人才、聚集人才，服务人才，发挥人才的智慧。才能使教育决策咨询机构换发生机。
（二）提升专业素养。加强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无疑是教育战线，包括教育科研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拥有2000多个教科院（所）、教研室，教科研人员达到10多万人，是否都具有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所需要的“信息、知识、经验、技术和智能”、是否都主要从事支持和服务教育决策者处理比较重大的教育事务的教育决策咨询活动？能否承担“创新理论、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的使命？以云南省为例，全省教科研系统共有教科研人员2100多人，其中9成以上是中小学学科教研员。教研员是学科教学的中坚和骨干，在指导教师将课程目标落到课堂教学中取着重要作用。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将教研员的职能定位为“教学研究、指导、服务”，但没有专业标准。教研员大多缺乏“研究者”的身份认知，基层教研员日常专业学习中，关注的重点是课堂教学技术的运用，而不是教育教学理论素养的提升。教研机构设置之初就存在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中小学的业务指导。一些教研机构与电教、师训、基教等部门合署办公，没有专门的培训经费和办公条件。各地教研员数量参差不齐，能保证每个学科有一名教研员的不多，有的教研员身兼若干个学科。调查表明具有中级职称者占44.50%，中学高级职称者占44.80%；第一学历为中专（中师）者占46.6%，大专以上学历者占34.1%。从未接受过培训过的教研员占46%，很少培训的占33%。政府有关部门应认真研究教育科研院（所、室）人才队伍的规模和结构，在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中青年人才和科研创新团队建设方面，制定相应的规划、政策措施，实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尽快建成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善为人先的人才队伍。通过合作研究、人员培训、挂职锻炼、学术交流，努力形成创新智慧迸发，优秀人才涌现的生动局面。
（三）包容独立性。独立性即财务、评价、研究的独立。就财务的独立性而言，一些“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性质的教育决策咨询机构，很难通过社会渠道筹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既缺乏财政专项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也无收费资质有偿承担需求单位委托的项目。要健全资金投入机制，进一步拓展筹措渠道，形成财政拨款、课题资助、部门委托、社会捐助等多种渠道并存，多方筹措的投入机制，稳步增加对科研的投入力度。
就评价而言，目前一些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是以行政模式来评价考核教科研机构的，缺乏独立的专业评价制度。行政组织与专业组织在价值诉求、问责方式上存在差异。行政组织中，评价更多是控制取向的单向流模式，表现为自上而下的问责方式；专业组织则有专业标准，并据此对内部成员进行考核，同时保护其利益。教科研人员同时活动在行政与专业两类组织之中，宛如两类组织中的“漂浮者”。在评价方面，面临着两套逻辑，他们需要平衡两类组织的义务，却又无法享有差异性权利。行政评价导向的工作思路影响了教科研人员的专业发展。要健全科研评价体系，建立良好激励机制，提高待遇水平、提供发展机会、营造平等自由的研究氛围和环境，采取多种措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这是做好教育决策咨询研究的保障。
就研究而言，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不违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应该鼓励各种独立的判断。在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开放、包容、理性与分享的社会环境，是当下教育决策咨询部门所需的必要条件，也是推进我国教育决策机构独立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彰显多样化。独立性与多样化紧密相关。多样化体现在教育决策机构组成的多样性。政府背景的、民间的、社会团体的，专业科研机构的、高校的等都能并存；多样化体现在有多种观点、多种解决方案供决策者选择。体现社会的理性宽容；多样化体现在特色上。各专门机构专注某个领域，形成各自特长。如美国的兰德公司以军事研究见长，进而扩大到国际问题研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研究外交政策为主，与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同为世界顶级国际战略研究智库。
（五）体现话语精神。在决策咨询研究中，“话语”不仅用于追溯相关问题怎样被建构和定义，以及特定的问题怎样进入政策议程，它也反映政策语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关联及呈现方式。
有价值的“话语”构成的教育政策是有“精神”的，振奋人心，给人以希望。政策所体现的“精神”考验着教育科研工作者的政治方向，政治自觉应始终坚持，这是教育决策咨询研究的根本前提。要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指针。决策咨询研究要严守组织纪律，遵守政治规矩，这样，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决策，才能体现话语民主，才能形成决策中的话语共识。
政策科学的创立者拉斯韦尔认为好的政策决定是由讨论和经验培育形成的。教育政策是在各种利益和权力中寻求平衡的话语博弈的结果。决策者话语、专家话语、媒体话语、政策对象话语和社会公众话语的互动，构成了教育政策话语体系。这套话语的价值标准，是科学的、民主的。
（六）开放教育数据。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既要围绕政府工作的中心和大局，聚焦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科学可行的对策建议，又要围绕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盼，直面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深入开展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这都需要数据做支撑。
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反映一国依法治国的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推进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15年，国务院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基础上，相继印发了《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大政府信息开放力度。尽量公开非涉密的教育数据，有利于教育决策咨询研究者利用这些数据为社会服务，为政府教育决策和监管服务，为探索教育规律、掌握教育舆情、诊断教育问题和预测教育未来服务。
2015年9月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推动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争取到2018年建立国家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加快数据强国建设。这对教育决策咨询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要建立教育科研信息共享和交流网络，加强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科研院所的沟通互助、数据库共建共享，推动教育决策咨询研究科学化、信息化发展。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还应充分整合、优化各种资源，要加强与教育行政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省级教育科研院所应带头承担起引领战线的重任，把纽带拧紧，把桥梁架宽，把血脉连通，大力推动全省教育决策咨询事业繁荣发展。
（七）加强实证研究。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纷繁复杂，因此选题要有“决策者关注、社会期待、学界认可”的意识。既要着眼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面向未来发展趋势，把政策阐释与战略预测结合起来，把决策的事后论证与决策前的咨询导引结合起来，把总结经验与超前创新结合起来，做好重大问题的预测、预判和预警研究。决策咨询报告应让领导看了有“期待之中”的心理、“情理之中”的感受。二要有辩证的实证研究观。毛泽东在《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1937年7月）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其中的哲学蕴意，是我们做好实证研究的基本遵循。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缺乏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三是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积累。“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以引文分析方法和信息可视化技术为基础的科学知识图谱的出现，使人们清晰地看到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动态；把统计物理学的复杂网络系统和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结合起来应用于引文网络中，绘制的社会网络分析知识图谱等，提示我们，教育决策咨询研究也需要掌握更多方法和技术。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功夫，才能使研究结论有理有据，“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否则，研究将“大而无当、空而无物、对而无用”。
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社会各界对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殷切期望，是履行学术使命的必然选择。教育科研工作者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