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澜：转化融通在合作研究中生成——四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也是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深层问题。从一般到特殊再到具体三个层面，展现了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如何实现转化融通。首先，在哲学层面上，通过对影响我国教育学界较深的西方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的再认识和选择性判断，澄清理论与实践的要义、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其次，进入对理论与实践关系在教育研究中的特殊性再认识，提出“教育是什么”的底线式认识、教育复杂事理研究的特殊性，以及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自身发展变化对推进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性。最后，以总主持并持续亲历二十余年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为例，阐明教育理论与实践如何在合作研究中实现转化融通、交互生成，概括理论与实践“魂体相融”的关系表现及其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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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雅俊：走出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的误区
迄今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存在以下误区：把评价当作独立事件，而未发现评价与教育相伴始终；仅关注评价的标准，而忘却评价的目的；受制于技术理性，以僵化刻板的方法进行教育评价；等等。树立儿童本位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观是走出以上误区的前提。文章指出，教育不是标准化的工业生产，评价不是对产品的质检，同样，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应放弃工业生产的“质量话语”，但不应放弃对质量的追求。儿童全面发展是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基本的原则和立场，应针对不同评价主体和评价对象，建构不同的评价标准，使之在原则性与操作性、宽泛性与具体性、灵活性与规范性、模糊性与精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姚荣：西方高等教育监管的历史溯源与现代图景
自中世纪以来，作为“特权”形态存在的大学自治，始终受到王权与教权的干预。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自治开始受到法律乃至宪法的保障，而高等教育监管则被限缩在法定范围以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财政紧缩与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监管开始从“高权管制”与“远距离监控”两种经典形态转向多种控制机制并存的混合控制模式。通过更加“精明”的高等教育监管，提升政府的政策设计能力，激发大学作为法人实体的自我监管动机、战略规划能力和公共责任取向，实现监管逻辑从合法性到有效性的转变，已成为治理时代西方高等教育监管变革的最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