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中国遭遇大变局，之后为寻求民族复兴发起的教育改革促成现代中国教育学兴起，其最初范式是平夷教育学和洋务人才教育学。1895年以来，因民族复兴重心把握和对民族复兴急需发展何种新教育的解答各不相同，现代中国教育学发生显著范式演变，先后形成政治改革教育学、新经学教育学、国民美育学、现代文理科教育学、新思想启蒙教育学等新范式。作为课程及学科的教育学自1901年诞生以来，也有过从师范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到传播杜威教育学，再到整理教育国故的范式演变。1940年，共产党人开辟抗日民族革命的民族复兴正途，现代中国教育学最初百年的范式演变终于有了历史解答，定位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学。从大变局中的民族复兴与教育改革入手，梳理现代中国教育学的兴起及其范式演变，可以丰富中国教育学史研究，并为今日建构中国教育学提供参照。

无论在中国还是从世界范围看，除鲜例之外，民办教育与教育强国之间并无事实上的直接关联，难以说发展民办教育是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一条有效路径。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间接关联，表现为民办教育通过非公共预算经费促进教育普及率的提高，由此节省的公共预算经费可以用于促进重点公立教育质量的提升，另外民办教育在满足多元教育需求的同时，也引起教育公平问题，需要予以应对。值得关注的鲜例国家是美国，它既是教育强国，也是私立教育强国，公私立教育并存的格局促使其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社会资源的三次分配同时影响着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系统，其中第一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具有明显的非政府属性，对于教育强国建设而言，民营机制比民办教育组织具有更强的含义。

工作主义意味着工作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也是一个人的身份和生活目的的核心，抑或工作本身成为了衡量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唯一尺度。现代社会中，工作主义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外部动力，也为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赋予了内在合法性。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工作主义的不断蔓延，为就业或工作做准备变成了牢不可破的教育信条，与之相应的工作伦理严重束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想象力，并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造成了沉重的压力。然而，伴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和工作世界的深刻变革，工作危机将不可避免。面向未来，高等教育必须走出工作主义的迷思、超越生产主义的禁锢，积极适应并引领后工作社会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在政策层面存在激烈的排序竞争之势，主要表现为资源驱动下的平行竞争和发展驱动下的自我竞争，前者反映的是追赶，后者反映的是超越。同时，下级决策者对上级政策的超常响应则进一步加速了竞争。多重政策逻辑共同形塑了排序竞争：决策上，后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亟需推动了赶超型政策议程；响应上，政绩观转型重塑的高等教育竞赛新地标激发了底层积极性；次级决策上，为缓解高等教育冲突性而具有的政策模糊性有利于底层指标值书写的自主性和自治性。排序竞争有利于促进政策的高效执行，但也应警惕“层层加码”下的政策变形和马太效应下的公平问题，避免我国高等教育低质量发展。未来，政策制定要追求实质数据增长和累积性发展，从政策竞争走向合作共赢，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以1992名6—9年级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其价值观类型，并进一步分析家庭背景对不同青少年价值观类型的影响。结果表明：（1）青少年价值观群体可以分成四类：“集体多元融合型”“公平规则导向型”“中间价值均衡型”“价值认同淡漠型”。（2）不同类型具有相似性，除“价值认同淡漠型”外，各类型均表现出基于个体奋斗的集体价值观和关系价值观优先的特征。（3）不同类型的个体在民族上没有差异，“公平规则导向型”的女生更凸显其公平意识和对集体责任的认同相对较弱，“中间价值均衡型”和“价值认同淡漠型”的低年级更高概率留在本组。（4）不同类型的个体受家庭背景影响有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负向预测“中间价值均衡型”，双亲在场以及权威型、宽容型教养方式负向预测“中间价值均衡型”和“公平规则导向型”，忽视型教养方式正向预测“价值认同淡漠型”。建议根据不同青少年价值观类型，有针对性地转变其父母的家庭教养方式，并给其家庭提供必要的外部支持。

培养成长型思维是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提升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重要策略。然而，近年来的一些实证研究削弱甚至否定了该干预策略的正向推动作用，且该领域在东亚文化情境中缺乏本土化的干预实验证据。针对成长型思维理论的干预有效性质疑以及文化适应性争议，本研究对通用的成长型思维培养方案进行本土化改良，于2021～2024年在长三角地区的一所农村小学开展为期三年的随机干预实验与追踪调查，并采用倍差法来评估干预效果。研究发现，本土化的成长型思维培养方案显著提高了农村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并具有长期效应；干预对年龄越小或初始思维水平越低的学生效应越大；课程所带来的成长型思维的提升有效地改善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包括抑制消极学习动机、弱化能力型归因、提高过程型同伴反馈以及强化努力型归因。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当通力合作，共创成长型教育文化环境，强化成长型育人理念，尽早且持续地对处境不利学生进行成长型思维的培养，通过心理资本培育实现学业差距弥合与教育公平推进。

本文创新地运用中国招聘网站的劳动力需求数据以及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中国区域机器人安装数据，在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学历-任务-职业”三维框架下探讨机器人兴起重塑技能需求结构的深层逻辑；并在新人力资本框架下，从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的全新视角研究机器人兴起对技能需求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机器人兴起会导致学历属性技能需求结构出现“单极化”的特征。（2）机器人兴起会对任务属性技能和职业属性技能的需求产生不同的结构性影响，由于不同学历技能的劳动者会有侧重地从事相应的任务和职业，因此机器人兴起对任务技能和职业技能需求结构的重塑也解释了学历技能需求结构“单极化”的内在机制。（3）机器人的兴起对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有不同的替代或互补作用，且从职业异质性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会强化岗位的优势技能，弱化岗位的劣势技能。本文最后探讨了如何利用公共政策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技能需求结构调整。

企业师傅作为现代学徒制中的核心利益主体，其认同感的建立对保障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高度的认同不仅能够帮助师傅在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过程中明确其角色定位，还能通过规范行为、深化互动，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从角色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双重视角出发，选取6家深度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的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师傅认同建构的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宏观层面的制度规范与组织结构、中观层面的团队文化与人际交流、微观层面的自主空间与内部收益，系统性地建构师傅的角色认同和社会认同。此外，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规模差异显著影响着师傅认同建构的路径。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三方面的优化策略：一是规范师傅资质和加强文化建设，内化师傅的角色认同；二是加强团队间和内部体系建设，深化师傅的社会认同；三是通过区域合作，推动师傅角色与社会认同的深度融合，以实现现代学徒制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产教融合和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建设。

近年来，虽然我国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整体上取得了新的发展，但高职院校应如何开展“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建设仍在探索之中。研究收集了全国500所职业院校的9259份教师专业发展总结性文本，并基于理论性抽样，对16位职业院校教师、管理人员、学生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最终汇总形成了829万字的语料库。运用NVivo软件对语料库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建设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制度供给力度有待提升；专业能力建设存在盲点；评价激励制度亟需完善。为了更好地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针对上述实践问题，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建设需加强高职教师专业能力建设的政策支持，构建“双师并修”专业能力终身发展体系，完善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评价激励机制。